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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到底意义如何,是否真的是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现代大多数人的认识是这样的。它实际上的意义真的有这么大吗?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浅见:
1. 没有西安事变,中国是否就不抗日,或者打不了抗战了呢?
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战事几乎每年都在进行,而且在长城、古北口抗战还打出了威名,打出了一个"大刀队"。日军南侵的气焰受到打击,虱伏了好几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按理说抗战力量更强大。但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之后才半年多,77事变就爆发,日军就开始全面侵华了呢? 这说明,至少在日军眼里,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那么强大。
2. 西安事变的真正受益人是谁?无疑是共产党。
不少朋友都认为,陕北的红军当时处境并没有那么困难。这是"成王败寇"以后的想当然。
陕北是一块很贫穷的地方,自唐宋开始,它就是完全依赖内地经济保障的边防地带。这块地方一下子要养活这么多军队,其困窘可想而知。
看看后来蒋介石一停止发饷,边区政府立刻陷入经济危机,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就不难理解。南泥湾,"359旅好榜样",都是那时候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立刻 就开始东征西征。因为不打出去实在没法活。结果,东征没有任何效果,死了刘志丹,撤了回来。西路军则干脆全军覆没,回民马家军的剽悍,是不能轻易视之的,十几年后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都还对他们心有余悸。
就在西安事变之前,蒋调来中央军三十万,准备以河南为基地,最后解决陕北红军。如果没有命运之神的眷顾,中国现在的历史已经改写了。要知道,红军是很厉害,可他们毕竟不是神仙。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直都说是因为王明左侵路线的结果。但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其实已经说的很客观明白。最后一次围剿,是蒋的"步步为营","堡垒封锁"的战略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最后黔驴技穷,不得以给挤了出来。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在经营了十年的江西,鄂豫皖,都无法立足的红军,在人生地不熟,吃饭都成问题的陕北,如何坚持下去,是很成问题的。
更加严重的是,陕北在地理上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封锁的地方。西路军的下场,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共可能要面对的结局,他们跑都没地方跑。
当时,只有联蒋抗日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了。
3. 东北军剿共连战连败。损失了三个师,其中有一个还是精锐。
但是,这并没有让东北军元气大伤,而且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东北军在小张指挥下战斗力之差,打回东北老家只是妄想。
看看东北军早期抗战表现就知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一枪不放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关内,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日军再进热河。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蒋对张还是很讲义气的,调他去陕西剿共,是因为觉得那时候红军已经不堪一击,给他个容易的果子吃而已,并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搞垮东北军,而且一看他失利,立刻调集中央军来帮助战。
4. 至于说到小张想入党,被共产国际拒绝。这种话当八卦听听就好了。且不说张那样的生活作风怎么能真心入党,他真的入了党,他这么大个东北军的摊子叫中共怎么消化得了?
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唯一的意义,就是救了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快八十年了共产党都对张学良感恩戴德,那真是在千均一发的关头救了我党我军,有再造之功。难怪当时主席一收到西安事变的电报,高兴的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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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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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责任;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共识能够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能够培育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尚。
2014年5月4日,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当代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对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责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作了精准的回答,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理想,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远大理想,实现这一伟大理想靠的是凝聚全体中国人的力量,而青年是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更肩负着实现这一理想的历史重任。青年大学生又是当代青年的主体,他们的成长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正如所说:“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2]时代造就青年,时代呼唤青年。当代大学生生逢其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当代大学生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更赋予了当代大学生崇高的历史使命。因此,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责任。
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要培养青年大学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奋斗的责任意识。当代大学生要明确自己身负的历史重任,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青年大学生有了这种责任感,才会产生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只有把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责任,才能使大学生具有献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才能勇于承担责任,不断践履责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共识能够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引领现代文明走向的人类共同价值准则,更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奉为圭臬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奋斗。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作为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存在着偏面的理解或知行不一的情况,如对自由、平等、公正的绝对化理解,把自由、平等、公正理解为绝对的自由、平等、公正,表现为在学校生活中的不遵守纪律,随意迟到、早退、旷课等情况;大学生中各种越轨行为日益严重乃至对同伴、亲友的生命漠然视之,连基本的出于人道的社会责任感都丧失殆尽,如前几年在西安发生的药家鑫杀人事件、近期在上海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给同宿舍同学投毒案。这些都说明了当代大学生树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性。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3]青年学生只有树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才能保证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全面发展,并且使中国的未来社会具有正确的社会的价值取向。
当代大学生要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要正确认识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提高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开阔眼界,锤炼品格。要注意增进身心健康,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要在增长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德才并进。
三、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能够培育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尚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前途、命运。 当代大学生能否担当起为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奋斗的责任,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追求,取决于当代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正如所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4]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价值培养的最佳时机。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总体上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受当前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发生了深刻变化: 激情与消沉并存。一方面,面对理想的满腔热血,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消沉。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有些大学生价值取向模糊,把对事物价值的评定准则定位于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是否有利于个人生存与发展,导致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滋长,“一切向钱看”成为有些大学生的行为准则,存在着“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价值取向。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学校蔓延,比如相互攀比、入党动机不纯、诚信意识缺失。这与大学生应有的特征不符,与祖国未来的需要不符。因此,大学生需要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培育自己良好的精神风尚。
大学生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培育良好的精神风尚,要注重实践养成,规范日常行为,塑造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日常学习生活的行为习惯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和思想素养最真实、最直接的体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也是检验其是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的最好标准。因此,要注重对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养成高尚品格,端正学习态度,优化生活作风;引导大学生知行合一,以小见大,从一点滴的小事做起,自觉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的要求体现于日常行为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引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航标,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要担负起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育人”、“教书”的全过程,使大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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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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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部队的番号被蒋中正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
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至彻底胜利。张、杨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人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张、杨乃罪人也。笔者仅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将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一)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3、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⑥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⑦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⑧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这一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则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唯正确的救亡之路。直到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才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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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生产的前提,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对于巩固社会的安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稳定政治环境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保护劳动生产力,均衡发展各部门、各行业的经济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增加社会财富、减少经济损失具有实在的经济意义;对于生产员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家庭的幸福和生活的质量,有直接影响。本文是关于浅谈安全生对企业的重要意义讲话稿,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首先,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是我们在生产经营中贯彻的一个重要理念。企业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细胞,只有抓好自身安全生产、保一方平安,才能促进社会大环境的稳定,进而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安全生产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需求,是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基本保证,一切生活、生产活动都源于生命的存在。如果人失去了生命,生存就无从谈起,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人因为事故而残疾,因为职业危害而身患职业病,他(她)的生活质量肯定就会大大的降低。
总之,“安全第一”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企业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因此,抓好安全工作,尤为重要。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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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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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生产的前提,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对于巩固社会的安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稳定政治环境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保护劳动生产力,均衡发展各部门、各行业的经济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增加社会财富、减少经济损失具有实在的经济意义;对于生产员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家庭的幸福和生活的质量,有直接影响。本文是关于浅谈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讲话稿,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好!
剖析各类事故的原因,往往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就促使我们去探究大与小的关系。以小为大,就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排除小隐患就可能变成大隐患;不解决小问题就可能变成大问题;不处理小事故就可能变成大事故。而以大为小,掉以轻心,往往由小变大,积小成巨,最后导致事故的发生。明白了小与大的转化关系,就会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有了隐患及时排除,发现问题当即处理;坚持“小题大作,大题特作”;把无事故当成有事故,把小事故当成大事故;把小隐患当成大隐患;把轻“三违”当成重“三违”;把苗头当作问题来抓;把征候当作事故来处理,抓小防大,防微杜渐。事故的教训告诉我们,安全生产无小事。谁忽视小事,谁放松小事,谁就要受到惩罚,谁就要吃苦头。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妥善处理大事与小事的关系,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放小变大,最易诱发大事故的发生。那样,是很难搞好安全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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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提供的浅谈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党的报告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时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党顺应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有位秀才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伞。这两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秀才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中)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你这次有备无患吗?”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探花。习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了梦想才有理想,有了理想信念才能为之而奋斗。从这个意义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梦想,就是未来,就是方向,就是理想信念。这个中国梦,不仅仅GDP是世界老大,使用人民币;而且在政治上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人人都效法的制度、法律;文化上要有话语权,使用汉文字;社会上每个公民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自由公平正义等。
二是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现实需要。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变幻。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把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和凝聚起来,需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总结出了适应自身制度形成和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精神支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深化社会主义在价值层面的认识提供了根本前提,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答。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
三是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的客观需要。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我们同资本主义的较量,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有利于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一个有共同价值认同和精神支柱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个可以把全体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
四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大众化的迫切需要。
所谓通俗化,就是使理论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所谓大众化,适合广大群众需要,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这里关键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个“化”就是变化,变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作为公民个人,一要爱国,“爱国如家、爱民如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奋斗。二要敬业,要“敬业乐群”、“忠于职守”,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话。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三要诚信,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它要求人们真实无妄,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诚,言字旁加一个成,就是说的话变成现实了;信,人字旁一个言,就是人说的话。因此,古人曰“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等。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人都要以诚信为本。诚与信是连在一起的,做人要诚实无欺,这是人立身之本,治心之本,得人心之本,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四是友善,就是朋友之间亲近和睦。“友善”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友好、友谊、友情、善良、善意、与人为善等。友善就是力量,友善就是胜利,这个真理早已被我国人民百余年来的斗争史所证实。友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友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每一个公民,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公民之间应该彼此团结,应该友善他人,建立起一种和睦亲爱的关系。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高度,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能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上,又不断有所变革、有所发展、有所超越,凸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从而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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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好!
安全生产总是反反复复地讲反反复复地强调,既可以说是“炒旧饭”又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原因不仅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责任重于泰山,而且最重要的是安全生产是最大的资源节约,所以又不得不讲不得不谈,还必须要时时警钟长鸣。
为什么说安全生产是最大的资源节约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同时大家知道每个人的生命仅仅只有一次。”对此,其理由主要有三:首先是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和不断进步,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源已经上升到第一资源的重要位置了。人力资源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资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才具有主观能动性。然后是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责任重于泰山,也就是讲安全生产的好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好与否。其次是安全生产的最终目标和任务就是为了巩固社会安定,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地保护劳动生产力,均衡发展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经济劳动力资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增加社会财富,减少或减轻经济损失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职工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家庭的幸福和提高生活质量都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安全生产是最大的资源节约。
因此,无论哪个部门或行业,在生产(工作)中都必须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牢固地树立起安全生产就是最大的资源节约的思想,在安全生产日常的管理、监督与考核工作中,做到“三个坚持管理”,最终实现最大限度地杜绝或减少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和劳动人员伤亡的目标。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职工群众,爱护职工群众,维护职工群众的人身安全为根本出发点,以消灭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隐患为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企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要求用较短的时间、较少的环节和较少的代价,最大可能的满足企业发展需求;而坚持和推行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突出职工群众的中心地位,不断增强安全管理实效,确保安全生产的有序可控、长期稳定,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二是当前的安全管理方法,虽然采取了“安全性评价”、“危险点预控”等方法,但与安全生产管理的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当前急需一种更为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逐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和推进安全生产以人为本管理是当前推进安全管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不仅是企业安全生产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他各行各业安全生产的迫切要求,而且它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为此,作为领导干部或是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管理、监督与考核的过程之中,必须要牢固地树立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的思想,把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放在生产的首位。只有人人都牢固地树立起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的思想,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才能落实到实处,才能管理、监督与考核到位,才能最终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只有实现了生产安全,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资源节约的目标。
安全生产坚持依法依规管理就是要在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考核的全过程之中坚持依法依规管理,不能违规。因为,安全生产是直接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大事。大家都清楚事故是安全生产中的“杀手”,它不仅会给人民的生命带来严重伤害,而且还会给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社会带来震荡。虽然每当发生重特大事故,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会立即全力组织抢救、抓紧时间查明原因、严肃追究责任,相关单位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为之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已经是太大太大了吗,应该说是悔之晚矣。
法之制定,原则为先;法之威严,重在执行。温家宝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由此可见安全生产管理必须要坚持依法依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多么重要。为此,在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考核的全过程之中,不仅必须要坚持依法依规管理,不能违规,而且还必须要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不能“心慈手软”。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心慈手软”或不敢坚持原则就意味着对责任的放纵。
法之威严,重在执行。关键之一是要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坚持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要通过舆论宣传、理论学习、普法教育、专业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方法,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能够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社会每一位劳动者或企业职工都能自觉参与到安全生产依法依规管理之中。关键之二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或企业职工在生产操作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坚持不违反劳动纪律、坚持不违章操作、坚持不违章指挥;主动做到“自己不要伤害自己;自己不要伤害别人;自己不被别人伤害;自己监督别人不要伤害别人,把坚持依法依规管理变为社会每一位劳动者和企业职工的自觉行为。”关键之三就是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安全生产管理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要严格履行岗位工作职责,要坚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敢于坚持原则,决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或是个人利益而放弃原则。放弃原则,最终不仅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目标难以实现,而且最大可能的节约资源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或大话。
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要坚持防患未然,不能“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要做到事前“诸葛亮”。
现在无论是从报纸、广播电视或是网上以及从其他新闻媒体获得的信息,多年来在煤矿、矿山、交通以及其他行业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除了因为自然灾害人类无法抵御和抗拒造成的重特大事故之外,其他在生产中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事后经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严肃而认真地查处,结果事故最终的主要或直接原因绝大多数往往都是责任事故。所谓的责任事故简单的讲无非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或考核不到位、执法不严格、违规违章操作、违规违章生产或者是违规违章指挥所导致。
每次发生重特大事故后我们经过认真调查分析之后,其结果往往都是责任事故为多。既然其结果往往都是责任事故为多,为何不注意加强事前防范和严格执法?试问,假设一个人连最宝贵的生命都不存在了,又从何谈得上富有或财富?从某种意义和一定的程度上讲人只有生命的存在,安全生产有了可靠和根本的保障,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为此,在安全生产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一定要从已经发生的许多重特大事故中吸取血的经验教训了,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用典型的事故案例教育广大职工群众,时时警钟长鸣,提醒大家牢记安全生产就是福。千方百计做事前“诸葛亮”,千万不要做“马后炮”,最大限度地把重特大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
总而言之,只有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管理、坚持依法依规管理、坚持防范未然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杜绝社会劳动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伤亡,安全生产就是最大的资源节约。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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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
首先是张、 杨起的主导作用,张、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不是要杀蒋介石,其目的是“逼蒋抗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立即释放蒋介石,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引自《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龙福元)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任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遭蹂躏,他们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西安事变不朽的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电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计之时,中共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
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事变后蒋介石有“怒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到被迫口头应允六项条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客观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配合作用。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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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日主题讲话稿(15篇)
消防安全是保障生命财产的重要措施,要时刻关注火源、电器等安全隐患,及时报警求助,遵循安全规定,预防火灾事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日讲话稿15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同学们,听到“119”这三个数字,你想到了什么?是的,119是火灾报警电话,与11月9日中的三个阿拉伯数字通形同序,自从1992年起就把这一天定为全国消防日,关于消防,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注意什么,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三(1)班的马天同学。
11月9日,是一年一度的消防安全日,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冬季防火工作。
我觉得消防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因为当火灾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如果没有消防知识的话,我们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学习消防知识。
通过学习,在这里我教大家几招消防知识:
1、遇见火警,首先用湿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蹲下身子,通过安全的通道走到安全的地方;
2、在拨打119火警电话时,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准确说出起火地点、燃烧对象、火势情况;
3、当外衣着火时,切勿惊跑!应该赶紧设法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
在消防安全宣传日之际,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消防安全,珍爱生命,不要玩火,学会保护自己。为了你的安全,我的安全,大家的安全,让我们一起把消防知识牢记在心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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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日宣传讲话稿(15篇)
城市公共安全日的意义在于提高公众安全意识、促进社区合作共治、加强应急能力,以及推动安全技术创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城市公共安全日宣传讲话稿(15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各位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注意安全,就是善待和珍惜生命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有较高的安全意识。甚至可能你还会否认它的重要性,因为虽然你已造成了许多次疏忽,而灾难刚好与你擦肩而过。因此,你就庆幸自己的幸运,甚至会得意忘形地说:“我是个幸运者,灾难和不幸都对我敬而远之。”但是,在你高兴之时,你是否注意到:在我们周围经常有许多人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160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40多名中小学生死于非命。这意味着每天就有一个班级消失。
校园安全与我们每个师生密切相关。它关系到同学们能否健康地成长,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它关系到老师们能否在一个宁静、安全的环境中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各种人才。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是我们做好学校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必须长抓不懈,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做好我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认真组织开展以“构建和谐校园,健康安全成长”为主题的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提高我们的安全、文明意识,要时时想安全,事事讲安全,树立自我安全意识,让安全走进我们的生活。
二、提高个人思想素质。
团结同学,和同学和睦相处,善于化解同学之间的矛盾。严禁打架、骂人。打架往往是从骂人开始的,而有些同学骂人已成中头蝉,极不文明,我认为,骂人和打架一样,是一个人智力极度低下的表现。不因小事和同学争吵,不打架斗殴,不在在校园内外发生暴力行为,争做文明的中学生。注意中学生形象,禁止穿着打扮成人化,已发现有同学涂口红、指甲油,还有同学染发带首饰、挂件,男同学留长发等。教学区不穿背心、短裙,不穿拖鞋。
三、关注课间安全。
请同学们在课间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发生各种伤害事故;上下楼梯右走,做到“右行礼让”;不追逐嬉戏,不打闹,不攀高,不拥挤,不抢道;不在教学楼内打球、踢球。
四、严格规范操作。
体育活动、实验课、社会实践及其他户外活动要严格服从老师指挥,严守操作规程,不擅自行动,防止各种妨害安全的问题发生。
五、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
来校、回家做到文明行路,不骑摩托车,不骑自行车带人;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不得设置路障,两人成排,三人成行,靠公路右行。
六、讲究饮食卫生,养成良好习惯。
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零食,不喝生水,不得校外的摊点上吃饭,不偏食,不暴食暴饮;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
七、强化“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
不吸烟、不玩火,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各种电器,不私拉电线,不在宿舍内使用充电器、热得快、电热毯等电器;上下床辅注意安全。不接受陌生人接送与来访,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保卫科或教师。
八、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学会简易的防护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评、指正一切违反安全要求的行为和现象,做维护校园安全的主人。
九、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注意公共场所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把珍贵物品、现金放在教室和宿舍,上学放学不要独行,要走大路,最好由家长接送,或者和同学们结伴而行。如果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机智,要敢于见义勇为又要量力而行,要及时敢于拨打110报案。
十、认真学习,珍惜时光。
远离网吧,远离台球室,远离游戏厅,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看不健康的书籍,不结伙、不谈恋爱,不同社会闲杂人员交往。
老师们、同学们,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上帝是用模型来造人的,他在塑造了我们之后,就把那个模型捣碎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哪一个人不愿笑语常在,哪一个家庭不愿幸福美满?安全如同一根七彩的丝线把我们这一个个美好的愿望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稳定、祥和、五彩缤纷的美好世界。
百善文明为先,万思安全最重。文明在于细节的处理,安全在于未然的防患。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在全校形成一个“人人关心校园安全”的浓厚氛围。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常鸣,永记心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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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1月9日,是我国的“119”消防宣传活动日。通俗地说,就是我国的“消防节”和“消防日”。1992年,国家公安部发出通知,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119消防宣传日”。下面就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消防宣传国旗下讲话稿,仅供参考。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老师们:
早上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消防安全,牢记心中》。
同学们,你们知道刚刚过去的11月9日是什么日子吗?把三个数字拼起来就是“119”,有的同学已经猜到了,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说到消防,大家自然会想到火灾事故。火是人类的朋友,它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带来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但是,火如果失去控制,酿成火灾,就会给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每逢进入秋冬季节,气候就会变得很干燥,受到干燥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引发火灾。因此,我们更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消防安全知识。上周四,我们开展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同学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安全、有序、迅速地从各自教室疏散到操场。可别小看每一次演练,当我们真的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演练中获得的技能就能帮助我们保护好自己,减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所以,每位同学都要重视每一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平日里,老师还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以下消防知识:
1、遇到火灾及时报警。火灾报警电话是119,报警时应把自己的姓名、发生火灾的具体地址讲清楚。
2、要牢记先救人,后救物的原则,有老人和小孩应先撤离,不要急于抢出物品,以免延误时间,造成人员伤害。
3、发生火灾要冷静,如果争先恐后,互相拥挤,不但阻塞通道,严重的还会发生踩踏事故。
4、如果被浓烟包围不必惊慌,千万不要直立行走,最好用膝盖、手肘着地快速地爬行,呼吸要轻,直到安全地带。
5、当你身上的衣服被烧着时,赶快在地上翻滚,把火焰扑灭。
6、在无路逃生的情况下,要尽量找到湿毛巾湿衣服等掩住口鼻。在有水源的地方暂时避难保护自己,发现合适机会立刻逃离,或等待消防人员前来抢救。
同学们,我们热爱生活,我们在校园中演绎活力,憧憬明天;我们珍爱生命,我们在生活中处处留意,拒绝伤害。让安全的意识常驻我们心间,让生命的绚烂闪耀我们四周!
看过消防宣传国旗下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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